美国能源署将为超级计算机部署100Gbps网络

分歧与共识和冲突相关，但与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同。

区域划分是为了促进合作和整体发展，而本位主义导致一些合作成为泡影，重提区域合作成为时势所需。在多元政府职能交叉、缺乏宪法法律协调和问责机制不健全境况下，中央、地方及中央部委间冲突不断。

政府之间、政府与其他公营机构及企业建立信任关系。政府间伙伴治理机制入乡随俗，促进区域整合和推动区域发展。维系伙伴关系在于开诚布公和信息及时，避免权责不明和信息误读。四川省饮用水源保护区排污口的取缔迟于环保总局要求（法制日报2007年06月14日）。中央部委间关系并非铁板一块，从高层到基层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存在职责不明现象，政策时有漏洞甚至多元政策互相掣肘。

现实操作中文件大于法律的现象并不鲜见，对社会结构稳定并无好处。要建立公正平等的惩戒机制，国家层面制定区域协调法律，惩罚损害公共利益者，唯此才能促进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区域乃至海峡两岸的一体化和融通汇合。[27]其次，行政机关要确定化学物质的安全含量，当化学物质少于这一特定含量时，就不会导致上述风险的发生。

而在福岛核电事故之前，许多国家的核能管理机构对于不可能准确量化的风险（即科学上的不确定）采取回避的态度，也就是说，对这些不能准确量化的风险，索性置之不理。然而就模型的选取来说，没有科学定论，科学家或者行政官员必须依靠自身的评价和裁量填补科学所遗留下的空白。类似的，在科学对转基因技术乃至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依然是众说纷纭的情况下，2009年8月，农业部为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和一个转基因玉米品种颁发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获得安全证书是通向商业化种植的关键一环，这宣告我国将成为第一个对主粮实施转基因的国家。财新网：核电专家：应建立国家层面核电应急机构, 2011年6月30日，http://policy. caing. com/2011-6-30/100274752. 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3月8日。

[41]也就是说，风险具备两部分内容，可能的结果以及每个结果出现的概率。按此种理解，双方争论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之争。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为，在临时政策中，原子能管理委员会并没有推翻先前对于第九等级事故概率微小的认定，因此在Diablo Canyon核电站新的环境影响报告中，是否增加对第九等级事故的讨论，是属于委员会裁量范围。依照两位教授的看法，一方面，行政同行审查能够检验行政机关是否使用了科学上站得住脚的依据（scientifically correct）。完全忽略系争问题中具有重要性的因素。The Class 9 accident, known as a breach-of-reactor containment accident, involves concurrent rupture of the three-foot thick concrete containment vessel and the several inches of steel surrounding the reactor core, resulting in the exposure of the radioactive core to the atmos-phere．见Edward E. Clark and David L Dahl,Nuclear Power : A Lady or a Tiger，17 Washburn Law Journal 546，(1978)．p. 548.[49]Arthur H. Purcell,（1983），Lessons of the Three Mile Island Nuclear Accident，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10: 155-157. p. 155.[50]510 F. 2d 796（D. C. Cir. 1975)．[51]Arthur H. Purcell,（1983），Lessons of the Three Mile Island Nuclear Accident，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10：155-157. p. 155.[52]Nuclear Power Plant Accident Considerations Under the Nation成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of 1969，45 Federal Register. 40, 101（1980）．[53]751 F. 2d 1287．1301（D. C. Cir. 1984）．vacated in part 760 F. 2d 1320（D. C. Cir. 1985）（en bane）．[54]Joseph P. Tomain, Law and Policy in the Activist State: Rethinking Nuclear Regulation, 38 Rutgers Law Review 187（1986）．[55]事实上，这样的假设在新能源研究中非常常见。

风险这个概念，在本质上，体现了一种主观构建，一种治理的艺术（art of governing）。[74]我们可以将卫生部调整生乳标准的行政决定分解为事实基础和裁量评价。围绕着三峡大坝[8]和怒江水电开发，[9]官员、专家及民间各自形成了反对、缓建和主建的阵营，各派之间都宣称其观点有着科学依据，可是谁也无法完全说服、消除对方对于建设对自然的影响的科学不确定的疑虑。审查报告所指出的科学不实，以及从现有科学理论和知识来看尚不支持的推论和论断，行政机关有责任和义务给予回应：或者将科学不实和科学不支持的推论和论断从决定的事实基础中剔除，或者对行政决定重新进行解释和论证。

该事故被评为第九等级事故，是美国核电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事故。洪延青，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博士生。

[81]在国家能源局和中国工程院看来，核电基本不会产生有害污染物，且排放的温室气体只有燃煤电站的1％，而且安全性基本不成问题。[68]公众参与和合作治理，不仅能在行政裁量评价中注人民主的价值，而且能减少裁量评价中主观臆断或者凭空猜想的成分。

[3]第二个例子，12月6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合肥包河大道在建高架桥5日发生坍塌事故，多人受伤。见Holly Doremus and A. Dan Tarlock，2003，Fish，Farms，and the Clash of Cultures in the Klamath Basin, 30 Ecology Law Quarterly 279.[90]见Daniel J. McGarvey and Brett Marshall, 2005，Making Sense of Scientists and Sound Science：Truth and Consequences for Endangered Species in the Klamath Basin and Beyond, 32 Ecology Law Quarterly 73.[91]J. B. Ruhl, 2004，Prescribing the Right Dose of Peer Review for the Endangered Species Act, 83 Ne-braska Law Review 398，p. 419-420.[92]韩春晖：美国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及其适用—兼论对我国之启示，《法商研究》2011年第5期。面对质疑，当地矿山企业和环保部门却异口同声，将主要责任推到‘历史头上。[7]第三个例子关于国人早已熟悉的水利之争。另一方面，行政同行审查能够将科学依据中的科学事实和裁量评价清晰地区分。[66]当立法机关法律控制、行政首脑的政治控制、法院的司法控制不足以保证行政权力高效地服务于公共利益和保护个人合法权益时，行政法理论引进阳光下行政的理念使行政过程得以接受公众的审视，追求公众参与以更好的人性化执法并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推动合作治理以应对规制议题复杂、信息获取成本高昂等问题，提高行政效率。

这些概念也同样大量地出现在法学研究之中。另外一个例子：极端自然灾害或者恐怖主义袭击对于核电站安全的危害始终存在，但是其发生的概率却几乎不可能准确量化。

公共卫生领域所仰仗的流行病学，是一套将不可捉摸的危险构建成可测量的风险的知识和技术。可是就是在这一步，科学知识往往不足以解答行政机关在规制过程中产生的所有疑问。

在弗里曼教授（Jody Freeman）看来，行政法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为行政国家正当性辩护这个议题上。为了解决争端，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下属的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被要求组建专家委员会，对联邦政府的决定进行同行评审。

但是，依法需要保密的除外。[37]因此，在许多学者看来，规制过程中的科学，实际上不完全具有传统科学所提倡的中立性和客观性。美国的司法传统非常重视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的区别，[92]法院在法律问题上具有完全的审查权，而在事实问题上，则主要采取尊重（deference）行政机关的态度。如此看来，科学的的确确可能被用来粉饰行政机关真正的意图，但是当事项所涉及的科学特别复杂，甚至于科学之争及科学上的不确定确实存在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判断什么时候行政机关滥用科学？什么时候行政机关已经最大限度地吸取现有科学研究成果（best possible science）?上述的例子和追问意在指出，行政恣意、专断（administrative arbitrariness and capricious-ness）很有可能隐匿于行政机关运用科学知识的过程当中，而且形式隐秘，不易为人发现。

（二）事实与裁量的交融对正当性的潜在威胁如前文所述，看似客观中立的科学依据中，实际上隐匿了裁量评价的成分。美国的司法审查，对事实问题的审查标准主要是专断、反复无常或滥用自由裁量权，或者其他不符合法律的情形。

此处以说理为主，因此仍然使用旧标准。对症下药要求将行政决定中的事实和裁量清楚地剥离，但是科学知识的专业性成为绕不过去的障碍。

各位学者仅仅强调，风险与危险相比，有其复杂性、不确定性、突然性、广泛性等。[47]大事故是指在核电厂寿期内，预期发生概率不大于0. 01-0. 1/堆·年的事故。

例如，吉登斯（AnthonyGiddens）认为：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排除了最初认定的西班牙的黄瓜、西红柿和莴苣，当局最终确定污染源是本土的豆芽，即便如此，还是有科学家批评最后的结论是在检测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60]传统来说，行政机关及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首先来自其作为议会或者国会、以及民选首脑的执行机关的身份，例如斯图尔特教授提到的传送带理论（transmission belt theory），认为行政机关将立法机关和民选首脑的意图付诸于实践，因而具有政治上的正当性。所谓的流行病学，即从各种人口数据出发，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分析疾病在群体中的分布和变化，测量疾病和各种风险因素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而根据关联关系的强弱建立预测模塑，并提出针对各种风险因素的干预和预防疾病的措施。

[16]对于两部门的争议，存在着两种可能的理解方式：第一，能源和环保部门对于水利项目中的科学未知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受部门利益在背后的驱动。[29]除此之外，科学家或者行政官员还必须估计人体对于致癌物的敏感度与动物相比有何不同（美国的实践普遍采取人体比动物敏感度要高100倍的假设）。

类似的情况在我国已经初见端倪。而且，喝添加了三聚氰胺的牛奶好呢，还是喝营养标准稍微低一些、稀一些但是安全很多的牛奶好呢？我认为，肯定是后者。

当然，行政同行评审也可以发生在行政决定实施之后。在这样的情况下，行政复议程序中，同行评审报告的法律地位就可以有灵活的处理方式。